新驼峰行动

 新驼峰识：新驼峰的团队成员徐楠在18日赴川采访前说她会全程跟进我们首批借助春秋航空运往绵阳南郊机场的货物的落地情况。5月23日，我们在上海的电脑屏幕上看到了她发来的停机坪上昏黄灯光下的货物，和被及时送入乐冷库的“丰联纤维蛋白封闭剂”。她在短信里说，因为怕冷库温度低于药品保存温度范围，她亲自钻进去感受了一下。

 

5月17日，李连杰搭乘均瑶航空的航班抵达成都，数吨救灾物资与他同机到达。

均瑶在每天的航班中提供3-4吨运力，壹基金与上海一些主要民间公益机构合作募集物资——企业、非公募基金会与民间组织，靠着口头约定便投入了各司其职的工作。

这次行动被命名为“新驼峰”，取意自抗战时期那条特殊的空中物资补给线。

后来，当数吨的帐篷、消毒片、奶粉、防雨布、棉被、饮用水、药品等物资从飞机上卸下时，没有多少人知道：从5月14日晚21：00启动募集，到入库安检，这批物资的到位，只用了不到三天时间。

5月14日晚上，浙江商人柯宁正在与朋友吃饭，一个朋友接到一个电话，随后问众人：两天后有一班飞机直飞双流机场，谁愿意给灾区捐赠物资？

那个时候，铺天盖地的新闻都在说：因道路受阻运输不畅，不鼓励捐赠物资。

出于对消息传递者的信任，柯宁当即表示：愿意捐赠6000元，可以不要票据，委托对方代购灾区所需物品。更多的人不相信，他们把电话打回去：“你确定两天后真的能飞吗？”

电话的另一端，是我。在这个问题面前我迟疑了。

刚刚承诺两天后能起飞的壹基金的舒敏，我只是初次见面、初次合作。

那个晚上，参与讨论的几个人，分头在写字楼的各处角落里打电话，打给自己的一切亲戚朋友。

他们分别来自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至爱》杂志，还有上海闸北区热爱家园青年社区志愿者协会——完全的民间班底。

能不能填满这架飞机？谁心里都没有底。

直到当天夜里3：00，还有志愿者打来电话，要求出钱出力。

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上午，已经达成的募捐意向，就已超出第一架飞机的承诺运力。随后几天，捐赠电话纷至沓来，他们不得不暂时谢绝那些希望捐赠十几包卫生巾、一箱奶粉的人。“新驼峰”行动小组与成都的其他NGO保持联系，随时公布最新的需求信息，药品、消毒品、器械……，哪个排在哪个前面，都要多问几遍。婴儿卫生用品后面专门注明，是用来“防皮疹、驱虫、洗涤”，帐篷、净水片紧缺之时，还会给出一些供货商的线索，供捐赠者参考。

5月15日上午，柯宁完成6000元钱的转账。几乎与此同时，已经提前接洽的液压型手电筒供货商，将样品送至“新驼峰”办公地，完成订金交割。第二天一早交货，当天中午入库。

几天之后，柯宁收到了采购手电筒的发票，随后在网络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后面注明“手电筒，9件”。这9只箱子于5月18日出库，5月21日由江油市红十字会、什邡民政局接收。

这一切都出乎柯宁的预料。

越来越多的捐赠意向集中而来。到5月29日物资募集宣告结束，这个由民间机构操办的临时空中运输线，在三周里共计运送了六、七十吨各类物资。

在去四川之前的几天里，我曾经在公共汽车上对着电话讲：“什么？有多少？30万元的婴儿奶粉？”也曾经一整天无法从电话边走开，因为实在是走不开，一个接着一个。

说实话，实在没想到短短几天里聚集起这么多的资源。

在成都，截止5月31日，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和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已先后宣布停止接受捐赠。

在十几天的时间里，两大平台共计募集到价值1000多万元的物资。

18日晚，我赶到成都。22日，新驼峰行动自行托运的第一批药品，搭乘春秋航空的班机将抵达绵阳机场。我拉了曲栋同去绵阳（他前一天刚从绵阳返回成都），到机场接货。

午夜时分，抵达机场。

空中救援指挥部物资组的白秉元，还在开会，与他的下属接上头，对方引荐了药品组的董先生。后来知道：这位董国华是绵阳市一个区药监局的局长。

整个晚上，我们出入于绵阳机场重要敏感的货场、停机坪，没人盘问我们叫什么名字，没人用警惕的眼神打量我们，甚至没几个人顾得上注意我们。自报家门，只说是上海公益团体的代表，过来帮助接货的。说到这里，就已经能明显感觉到：对方开始投射出真诚的谢意。他甚至顾不上关心你叫什么，先说两句话：

“谢谢！”

“货物是什么？有多少？”

在我的记者生涯里，看惯了官员的冷脸，受足了公务员的戒备，绝对没少碰政府的钉子。而这天夜里的感受是绝无仅有的——彼此不问姓名，一句话后直奔主题，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友善、协作、坦诚和平等联系，在大灾之后瞬间复苏。在停机坪装货时，我和民兵们一起搬箱子，一位年轻的公务员忙不迭地接下来：“你别动，你别动……”

此时我还料想不到：第二天的经历会更加意外。

将这批药品拉来的春秋航空班机，已经离港。药品堆在航站楼边上。考虑运力和仓储因素之后，董国华决定次日一早再入库。因其中的封闭剂必须冷藏保管，否则将降低其有效时间，我们必须将20个封闭剂的箱子，从一大堆纸箱子中挑出来。年轻的公务员打了一个电话，不一会儿，一小队民兵走过来了。其中不乏看上去50来岁的，也有好几个十几岁的孩子。队长命令着：“听清楚了没？动手吧！”

一转眼，20个箱子挑出来了。

时近夜半，我和曲栋跟着科伦医贸公司的车，去往冷藏库。地震之后，这个公司的部分仓库被征用，用于存放救灾药品。此时此刻，他们的这部车子被临时调到机场，负责将封闭剂拉进冷藏库。

我们在面包车的后斗里席地而坐，为了尽可能多地运药，车厢中的座椅都已经拆除了。夜色沉沉，城市在疲惫中枕着地震入眠。医贸公司的人和我们一路聊着唐家山堰塞湖的事情——仿佛是老相识。

当晚我们回到住处时，已近两点。

我不知道：我们捐赠的药品，要拉去哪里，用于何处，我得继续跟着。

第二天一早又到机场，市药监局的公务员王强正在清点那批药品。我和他一起动手，一边干，他一边讲着地震当天的北川见闻。

日光下打量绵阳机场的停机坪，军用直升机一字铺开，远处被雾气笼罩，看不到直升机编队的尽头。听说，这里有40多架。标有济南军区字样的军车来回穿梭，仓库门口站着待命的空降兵。

王强指给我看温家宝的专机。那天他刚到，随即去往唐家山堰塞湖。

周鹏出现了。他是空中救援指挥部的药品组长，市药监局的纪检组成员。看到药品，周鹏几乎马上决定：直接留下空投！他管辖的药品族所隶属的空中救援指挥部，向上归绵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节制，职责是确保空投物资。因此，空运而来的捐赠药品，几乎都被他如此“占据”了。他用一种近乎抢食吃的劲头，不由分说地命令王强：去开一张入库单，再开一张出库单，东西就不拉过去了，直接放机场库房，等着空投！

按照计划，这里每天都有军用直升机出动执行空投。

空军每天执行的空投物品清单，周鹏也是要签字的。我在旁边瞄了一眼——那是一本表格，每个乡镇是一个条目，注明经度、纬度，空投物品有几十种，头两件无不是“大米2吨，面条1吨”……

我向他询问最新的药品需求，他一边签字，一边说：“环卫乐（环境消毒剂），消炎药，一百件一百件地发！”

刚一出场，周鹏又发火了，有人拿着单子请他签字，他喊起来：“这是防疫组的事情，怎么又来找我！”

两秒钟后他又说：“算了算了，拿来我签！现在是首问负责制，先找到谁就要谁负责。纪委的人整天在这转。”

周鹏的一句抱怨让在场所有人都笑了：“今早有人从济南打电话给我，我问他怎么知道我手机的，他说从吉林！”

的确，在此之前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象——公务员的手机号码，贴得满世界都是。门上贴，帐篷上贴，所有流转文件里都写。要在平时，找到一个负责人的手机号码，是太难太难了。

和王强一起点清药品后，我留了下来，给他们帮忙。周鹏、董国华、王强加上我，四个人从机场的货舱一端，走到空中救援指挥部所在的办公楼一端，又从办公楼一端，走回货舱这一端。中午，周鹏不由分说地发给我一份帐篷快餐，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炒蒜薹，酸豆角，米饭矿泉水。

帐篷里非常闷热，几乎不透风。很多人把凳子搬到帐篷边上的阴凉处，还是大汗淋漓。

为了派车的事情，周鹏在交通组掰扯了半天。为了救灾，特别印制的一批派车单上，要求写明用车几趟。周鹏觉得这样很麻烦，还得一次次地来办手续。交通组的人就给他支招：先空着，最后再一起填。

这样一个变通，前后花了40多分钟时间。交通组的人很谨慎，这一次救灾的行政监督，显然是空前严厉的。但这带来一个后果，就是办事慢，每个环节严守自己的关卡，就提高了相互之间的融合成本。两害相权取其轻吧。

最终接受了这趟差使的是一辆军车。当地驻军一位排长派出这辆车时，正在帐篷里写工作汇报。我瞟了一眼。

大体内容是从地震当天以来，派了多少车，搬了多少东西，执行了哪些任务云云。排长正在一张空白稿纸上誊抄，脑门上不停地出汗。

收矿泉水瓶子的人穿梭在所有能够进入的帐篷区域，每个都是盆满钵满。

我们在另一个医药公司被征用的仓库里办了周鹏所说的入库单、出库单，又领出一批药品，装满军车。已经是下午4点。

这个下午，王强还要跑四个地方。

我和他匆匆告别，来到位于火炬大厦的市委市政府办公楼——这里已经是绵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所在地。

到处都是人，挤满了楼前的空场。办公楼各个方向的门都打开了，在门厅里设置了很多工作台。墙上贴着纸条，标明部门。好不容易找到药监局，只说是上海民间机构捐赠方的，名字同样不用说，同样不必出示证件，就得到一句“谢谢啊！”语气温和。

这是一个50岁左右的男公务员，他身边满是文档纸张，初夏的燥热已经开始蒸出人们额头上的汗水。大厅里人声遍地，我甚至需要不时凑到他的耳朵边，去说明要求。我们的要求有点麻烦——数家捐赠机构的药品品种、数量各不相同，我要求为每家捐赠机构印制一张接收单，这位男公务员耐心地配合，静静地等着我填好所有机构的名字，打印、复印、盖章。

辗转至此，终于拿到了这几张纸。时间是下午17：00。

我离开火炬大厦，这是以往经验中罕见的——事情办完，不需验明正身，也不需要留下名字。

除了高调的周鹏，和相处了一天的王强，从医贸公司的人，到物资组公务员，再到民兵，我没有记住几个名字——人名在这样的时候显得多余，数清楚能干活的人头就行了。

我和曲栋都觉得：这才是人和人之间正常的本真的状态。

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便是那天夜里、在绵阳机场货站门口与董国华见面的场景。黑暗中，看不清彼此，双方的脚步都带着奔波一天的疲态，我们远远地朝着那个人影招手，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谢谢啊！”

 
    新驼峰注：文中“*”符号乃是系统自动生成，所占位置原本皆为汉字。